近期兩起涉及代孕的事件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關注。一對男同志伴侶通過代孕方式迎來四胞胎，以及一名台灣骨科醫師在社交平台上公開代孕過程的未遮蔽影像，這些事件不僅衝擊了社會的道德底線，也引發了對代孕商業化的深刻反思。
男同志伴侶在墨西哥代孕四胞胎的事件中，孕母被完全忽略，新生兒被視為“成果展示”。而台灣骨科醫師公開代孕過程的私密影像，則直接侵犯了女性的身體自主權和人格尊嚴。這兩個案例共同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象：當生育被商業市場所吞沒，精卵和孕母被商品化後，最易受損的往往是孕母和兒童的權益。
在此背景下，國健署署長沈靜芬證實，《人工生殖法》修正草案已提交至行政院，計劃將單身女性和女同志納入適用範圍，修法的核心是強調女性的生育自主權。雖然保障女性自主權無可厚非，但若僅關注“能不能做”，而忽略“應不應該做”、倫理風險和兒童的最佳利益，這樣的立法推動未免過於草率。
單身女性或女同志雖然擁有卵子和子宮，但生育仍需依賴精子。一旦制度化允許通過選擇精子完成生育，這等於將生命納入市場機制。基因成為選項，精子成為商品，優質的精卵和子宮將在市場上成為稀缺資源，而孩子則可能被視為“配置”的結果。這種趨勢不僅使生育從自然行為變為市場交易，更可能導致生命的商品化。
婦女自主權不應成為遮掩風險的口號。真正的母性並非“我要孩子”，而是“我要保護孩子”。國外已有大量捐精、捐卵子女抱怨自己像被挑選的商品，被購買的基因。這些控訴提醒我們，生育科技雖然能幫助成人實現生育願望，但也可能讓孩子失去身世、血緣和尊嚴。
台灣在討論人工生殖問題時，不能只關注少子化和成人的生育需求，而應回到三個根本問題：
1. 孩子的最佳利益在哪裡？
– 當孩子的知悉權與匿名保護之間產生衝突時，半路認親、亂倫等情節有可能在現實生活中上演。
2. 孕母、捐卵者和孩子這三方中最脆弱的是誰？
– 孕母和捐卵者的權益同樣需要保護，但最需要關注的還是孩子。
3. 我們是否在默許生命走向市場？
– 一旦生命可以被選擇和淘汰，就可能被比較和交易。
科技能協助生命誕生，但無法保證生命不受傷害。法律可以調整，但不能犧牲最弱勢群體的利益。生物科技、女性主義和生命倫理的交織，決定了立法者不能以犧牲孩子的權益為代價。生命不是選配，孩子不是訂製品。若修法忽略了倫理底線，所謂的進步可能會將社會推向更深的危險。
（作者為全國婦兒團體聯盟副召集人）